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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记载，城濮之战前夕，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预感此战意义重大，因此，在出征前他与群臣慎重讨论三军元帅人选。
这时，老臣赵衰推荐了郤縠，他的理由是，此人“说礼乐而敦诗书”，即“喜爱礼乐，笃好诗书”。这是因为，礼乐是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喜欢礼乐的人道德就好；诗书是政治经验的宝库，熟读诗书就有学问、有智慧。则诗书礼乐赋予了郤縠作为军事将领最重要的两项素质：忠诚与谋略。
孔子圣绩图·退修琴书图仇英/绘文徵明/书
就这样，郤縠成了晋国的首任三军元帅。从此，汉语中有了“诗书元帅”这个成语，当我们提起周瑜、诸葛亮这样的杰出儒将时，往往称之为诗书元帅。
人们常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传统源远流长，那么，《诗经》就是这一传统的总源头。两三千年来，它始终陶冶、教化着一代代中国人，塑造着我们的语言、思维和价值观。
人们把读书多、有学问叫作“满腹诗书”“饱读诗书”，这里的“诗书”二字并不是泛指诗歌和书籍，而是特指《诗经》和《尚书》。人们称品位高雅、富有情趣为“风雅”，将故作高雅称为“附庸风雅”，“风雅”原指《诗经》中的国风和大、小雅，它们是《诗经》的主体内容，代表着端正的价值观和纯正的审美品位。可见，《诗经》的因子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语言，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思维。
通过《诗经》进行的教化，称为“诗教”，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诗教”传统的奠立伴随着中华文明命运的起伏跌宕，是一段继承与创新并重的艰辛历程，回顾这段历史，至今仍对我们富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在“诗教”传统的奠立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便是孔子。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的鲁国，在他以前，贵族还是主要的从政阶层，“诗书”还是贵族阶层的主要教养。
城濮之战发生在孔子出生前七八十年，它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郤縠所喜爱的“诗书礼乐”就是当时贵族阶层的普遍教养，从西周到东周前期的三四百年间，王家官办教育就是用“诗书礼乐”来教育贵族子弟的。
像郤縠这样纯熟掌握诗书礼乐的人便足以担任三军元帅，是因为这些内容就是当时高等教育的主要科目，郤縠就是当时的“学霸”。“诗书礼乐”全面、立体的教育体系，代表了中华民族三千年前极高的文明水平和政治智慧。
情况到孔子时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那些古老的贵族世家不再重视教育，贵族子弟日益不学无术，东周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出现了停滞，原本西周以来比较完善的官办教育体系迅速走向瓦解。
孔子曾对弟子们讲过一段话：“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这七句话讲出了八个人的去向，以太师挚为首的鲁国宫廷音乐家四散飘零，流落到了齐、秦、楚、蔡等国，实际说明了鲁国音乐人才的流失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太师及其属官不仅负责给天子、诸侯的政治活动和休闲生活提供背景音乐，而且他们还掌管着贵族子弟的礼仪、音乐教育，教少年贵族们歌唱、舞蹈、演练礼仪，以及培养官方音乐机构的后备人才，即下一代乐师。他们传授音乐所用的歌词，就是后来《诗经》的前身，当时仅是一首一首的“诗”，就叫“诗”，后来整理成独立完整的著作，便是后人所说的《诗经》。
因此，以太师为首的乐官们不仅是宫廷音乐家，也是当时国家教育机构的教师。比如孔子提到的跑到沿海地区的击磬襄，就是孔子的老师，孔子跟他学会了弹琴和击磬。后来，孔子年长以后到了卫国，日子过得不顺心了，就击磬消遣，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可是，到孔子晚年，随着世道的变乱，国家也不重视文教，这些优秀的乐师渐渐边缘化而至于失业，纷纷外逃。
从孔子出生之前精通“诗书礼乐”就足以担任元帅，到传授“诗书礼乐”的教师都自身难保，原本官方的礼乐教化队伍风流云散，漂泊天涯海角，这种现象代表着西周以来的文教制度正在瓦解，用一句后来人们熟悉的话讲，就是“礼崩乐坏”。而这，也就构成了孔子开创自己文教事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契机。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可以想见，当孔子掰着手指对弟子们细数这些当年自己接触过、欣赏过、向他们学习过的乐师都流落到了哪里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惋惜和感慨。
因此，孔子开创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工作：他把“诗”的文本——也就是原本在国家教育、礼仪场合中使用的各种歌词收集起来，加以校订，订正其中的错误，删去其中重复和不重要的篇章，留下最精华的三百零五首，它就是我们今天还在阅读、背诵、讨论、研究的《诗经》，去零取整，又称为“诗三百”。孔子不仅校订了“诗三百”的文本，还继承乐师们的工作，校订了其配乐，使“诗三百”皆可被之管弦，和乐演唱。这也就是孔子自己所讲的：“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与此同时，孔子也就接过了乐师们手中的接力棒，继续用诗书礼乐来教育自己年轻的弟子们。所不同的是，过去乐师们任职于朝廷，属于官办教育，现在孔子在民间，搞的是民办教育。与之相应的变化是，过去官办教育只接受贵族子弟，现在孔子则敞开大门，凡是有学习意愿、读书天赋的年轻人，不管出身、阶层，都可以来学。
孔子的事业具有继往开来的色彩：它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内容，继承了西周以来王家文化的精华；同时，又把它推向了更广大的人群，打破了贵族世家对教育的垄断，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就这样，通过孔子的努力，《诗经》从周代官方教育的科目之一，转变为孔子的民间教育科目。通过《诗经》进行的教育，就称为“诗教”。
在孔子的教育生涯中，对诗教非常重视和推崇，他特别重视《诗》的作用，鼓励弟子努力学《诗》。他曾讲：“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学习《诗经》会对青年人产生多方面的帮助：诗“可以兴”，诵读、演唱《诗经》中的作品可以活跃气氛，使人精神振奋，激发正能量；诗也“可以观”，《诗经》中作品歌唱着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各种人物事迹，以及政治的好坏、风俗的美丑、人的喜怒哀乐，有助于青年人了解时代、了解社会、理解人情、认识人性；诗还“可以群”，有助于人际交往，让大家在歌唱中增进沟通、融洽气氛、增进感情；诗又“可以怨”，帮助人委婉地表达不同意见，温和地抒发负面情绪，起到安抚心灵，调和矛盾的作用。
这四条，后来被归纳为成语“兴观群怨”，一直沿用至今，它不仅适用于《诗经》本身，也适用于它之后的诗歌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文艺创作，道出了优秀作品积极的社会功能。
学《诗》有如此多的好处，孔子说，年轻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在家庭中与父母相处和到社会上与上级沟通都会用得上。因为，学《诗》能调节性情，使人平和；能塑造价值观，让人忠厚；并能教人文雅地讲话，有效地与人沟通。
最后，孔子还补充讲了《诗经》在知识积累方面的作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可以让人认识很多动物、植物。据今日学者统计，《诗经》中提到的动物有一百多种，植物有两百多种，另外，还有很多农具、工具、车马、建筑以及多方面的生产生活经验，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在知识匮乏、书籍有限的春秋时代，《诗经》的确可以说是一门融会多种知识的综合学问。
就这样，在孔子的鼓励、倡导下，春秋末期在贵族教育中已经备受冷落的“诗教”，又在民间兴盛起来。孔门弟子成为传播《诗经》的主力，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诗经》版本，传统认为就是出于孔子弟子子夏学派的传承。孔子对《诗经》的保存和传播、对中国诗教传统的缔造，可以说功不可没。
同时，借着《诗经》的传播，从西周到东周这段丰富多彩的历史大事和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民风民俗也都得以完整、生动地保存下来，流传后世，成为我们今天了解那个时代的珍贵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