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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是我国的国歌，但你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吗？
大家都知道《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但你或许不知道，田汉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至少被别人修改过3次。
《义勇军进行曲》从1935年的电影主题曲到1982年恢复歌词，最终定为国歌，经历了47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在此民族危亡之际，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没有积极抗日，而是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完全沦陷。
东北三省人民惨遭日寇铁蹄蹂躏，而国民政府却不作为，许多有识之士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这些抗日救亡人士中，就有田汉和聂耳。
田汉照片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字昌寿，湖南长沙人，曾就读于长沙师范学院、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在东京上学时，田汉加入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他与郭沫若等人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回国后，田汉在大学任教，从事各种文艺活动。1926年，他在上海参与创办南国电影剧社，先后创作了《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话剧。
1930年，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左翼戏剧联盟，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左右，田汉结识了聂耳，两人成为朋友，田汉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
聂耳照片
聂耳（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1927年就读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0年前往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由田汉介绍，他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的上海，统治者与大资产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那种“夜上海”的靡靡之音盛行。身处上海的田汉与聂耳等人十分气愤，他们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之中。
正巧当时上海电通（电影）公司经理孙师毅找到田汉，想要田汉创作一部电影剧本。
田汉就创作了抗日题材剧本《凤凰的再生》。后来，这个剧本由夏衍完善和编写成电影《风云儿女》的剧本。
1934年冬至1935年初这段时间，田汉在创作《凤凰的再生》剧本时，与聂耳讨论，想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进行爱国救亡运动，想创作战歌，宣传抗日救亡。
聂耳与田汉
有一天，田汉对聂耳说：“我想创作一首战歌，彻底打败这些靡靡之音。我来作词，你来作曲，怎么样？”
“好！”聂耳很高兴地回应道，“要搞就搞一首像《国际歌》、《马赛曲》那种有气势的战歌，鼓舞人民的斗争！”
“好！一言为定！”田汉回到自己的住处，开始创作电影剧本和歌词。
1935年2月，田汉找来一本红色读物，找到了法国人欧仁·鲍狄埃作词、比尔·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
他一边拿着笔，一边吟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他反复吟唱，不时写写、记记。
突然，他的眼神一亮：“这句好！”
然后，他顺手在剧本后面写下一段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还没来得及整理，国民党特务闯进了他住所，将他逮捕入狱，借口是田汉抗日反政府。
当时上海电通（电影）公司的《风云儿女》已经开拍，缺少一首电影主题曲。编辑夏衍找到聂耳，想让聂耳谱曲。
聂耳与田汉是好朋友，他知道田汉写了电影剧本的基本故事。电影《风云儿女》是讲述主人公辛白华投笔从戎，由一个贪图享乐的诗人转变为抗日救国战士，奔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的故事。
聂耳与田汉有过约定，要写一首抗日救亡的战歌，因此，他答应了下来。
据夏衍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他早就知道，所以他一拿到手就找到了最后那一首歌词。
他连着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为音乐表达的需要，聂耳在歌词中加进了三个“起来”，并在结尾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又加进了“前进！进！”
后来，聂耳又找了电影《风云儿女》的经理、导演、编剧和投资人等，讨论了主题曲的歌词，征求大家的意见。
随后，根据众人的意见，聂耳对歌词做了一些修改，比如：
如将原词中“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
田汉被捕后，党组织考虑到聂耳的安全，决定让聂耳离开上海。
当时，夏衍问聂耳：“你马上就要去日本了，这个歌曲的作曲，时间来得及吗？”
聂耳回答：“你放心，到日本后我一定抓紧时间完成谱曲工作，将完稿寄回来，不会耽误你们的电影制作。”
聂耳于4月15日离开上海，前往日本，打算短暂停留日本后，转道欧洲。
田汉写的电影主题歌词当时并没有歌名，聂耳完成谱曲工作后，寄回国内的稿子上写的歌曲名称是“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真正的命名者是朱庆澜。
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
1935年5月16日，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定稿，在上海电通（电影）公司的画报创刊号上正式发表。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热播，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随之广为传播，传播大江南北，成为鼓舞士气的抗日战歌。
《义勇军进行曲》发表后不久，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义勇军进行曲》的另一个作者，作词人田汉，从国民党监狱被保释出狱，继续投入到抗战工作中。
《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在抗战时期，它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抗战的战歌。
１９３７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它一度成为“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据史料记载，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曾于西北练兵，也特别强调士兵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重大意义。
二战时期，《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它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是国际反法西斯战歌之一。
最知名的一个海外版本，是宋庆龄促成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灌制的英文版《起来》（CHEE LAI!），后来保罗还曾演唱过中文版。
英文版《起来》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应邀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由郭沫若等代表组团前往参加大会。
当时，大会规定代表团入场会奏本国国歌，但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自然也不会有国歌，我们的代表团不知道该向应邀方提供什么歌曲。
中国代表团
《义勇军进行曲》曾被多国翻译，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战歌之一，影响力较大。所以，有人提议使用《义勇军进行曲》充当国歌。
代表团中，有人对《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的个别措词，提出看法。
“我觉得，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太符合现在的情况。北平都已经解放了，应该改一改。”
有人同意要改，有人则反对修改歌词，觉得原歌词具有居安思危的提醒作用。
郭沫若说：“我看把这句改为‘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怎么样？”
郭沫若
郭沫若的身份在代表队中很高，在文艺界有很重要的影响。代表团最后就采纳了郭沫若的建议，使用修改后的《义勇军进行曲》充当“国歌”，于1949年4月20日参加世界保护和平大会。
这应该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之后，第一次修改歌词。
世界保护和平大会结束后，郭沫若回到国内当即提出应该尽快选出国歌的问题。
随后，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向社会征集国歌的方案。
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
如此多的歌曲中，最终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的马叙伦等人主张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许多委员会的成员都同意这个方案，但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上众人又产生了分歧。
郭沫若说：“我觉得，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应该修改一下。这句与眼下新中国成立的氛围不一致，这是历史词句，应该改一改。”
作为原歌词作者，田汉也附和道：“这句确实不符合现在的语境。”
郭沫若提出了修改的三个段子，但同为委员会成员的张奚若、梁思成、黄炎培等反对修改，他们觉得原歌词是历史的产物还具有提醒功能，不同意修改。
众人各持己见，这个分歧没有能解决，最后捅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
周恩来
周总理静静地听取双方的意见，最后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赞同张奚若、梁思成等人的看法，不同意修改《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周总理说：“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周总理的话一针见血，直接点明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深刻内涵，眼光长远。
对于主张修改歌词的一方，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
为什么不同意修改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呢？
周总理解释道：“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我看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
周总理并不强势，而是摆事实，讲道理，态度很谦和。
他从两方面解释为什么不同意改原来的歌词，一方面原歌词能够使我们保持警惕，另一方面，改了之后，歌词的情感反而不如原来的好。
他的原话是：“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毛主席也在座，静静地听着。
周总理讲完后，毛主席接过话，说道：“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可是，我们还要居安思危。这首歌曲中的这一句，我看就很好，意味深远，我表示赞成。”
有了毛主席的话，这就一锤定音了。
《义勇军进行曲》最后没有修改歌词，很大程度是是周总理的话起了作用。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协通过决议，国歌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上毛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义勇军进行曲》未经修改直接由电影主题曲成为代国歌，后来，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就成为了国歌。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
“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
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田汉被“打倒”蒙冤入狱，《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地位被动摇了。
《义勇军进行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演奏曲谱，不唱歌词。
“文化大革命”大浪潮下，修改国歌歌词成为一时的风潮。
收入于中国政协广东省大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大埔文史第21辑》中，张天蔚的《“文革”期间参与全民修改国歌歌词的回忆》记录着1967年的一个歌词修改方案，如下：
起来！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反修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奋发的时候，每个人们勇敢肩负革命的重任。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胸怀世界，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
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民间有提出修改国歌的方案，官方修改国歌的方案也曾经出现过。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就通过了集体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当年，《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被修改，这个可以在人民邮政发表的纪念邮票上找到修改的歌词。
纪念78年版国歌的邮票
直到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至此，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到最终恢复歌词，确定为国歌，经历了47年。
2008年3月6日，多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呼吁国家尽快制定《国歌法》。
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如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我国的国歌，这是法律规定，不容修改，不容侮辱，否则违法，遭到法律制裁。
至此，《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